但中国死刑案件整体数量是在减少，整个趋势是下降的，每个死刑判决也都是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作出。

1650年，肖比尤斯（F.J.Chopius）写过一本小册子，所用题目为《论法的实在哲学》（De vera , , philosophia juris）。［48］其后，比胡果年少六岁的哲学家G·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设自然法与国家学或法哲学讲座，并于1821年将该讲演稿出版。

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，卢曼相继发表论文和著作，数量达数百种之多。他于1976年完成博士论著《法律论证理论》（1978年由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）。德国哲学家探讨法哲学问题，其传统由来已久。他于1927年发表《法律上的人》（der Mensch im Recht）一文，对在法律上映现的、法律据以建立其制度的人类形象作了多角度考察，指出：抽象现实的人的类型或经验的人类平均类型（Durchschnittstypus），是不存在的。面对本世纪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危机，哲学家不得不思考与人类生存式样息息相关的制度、法律、道德及社会问题，并试图为人类现实的精神处境寻求新的诠释话语，建构基于沟通和共识的一套理性规则。

也许是因为法律教义学介于这三个向度之间而没有明确的边界，所以尽管德国的法学家经常在自己的论著中使用法律教义学概念、方法和理论，但它至今尚未成为一门专业的法学课程，列入德国大学法学院的课程总表（Vorlesungsverzeichnis）。国际知名法学家C·佩雷尔曼、L·富勒，T·菲韦格以及G·卡里诺夫斯基（G·Kalinowski）、M·维利（M·Villey）等人在会议上作了有关该论题的报告。现在在高校法理学的教材里，有的学者引入了软法的概念。

这本书的写作，由学者与司法工作者结合，教授与学员联手，以教授为核心，边教学、边学习、边著述。我们的采访将侧重您的理论研究方面。罗豪才：大量规范性文件一般不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，属于软法范畴，我们应该把它纳入法的范畴来理解、来对待。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新想法，如果我们把这些章程纳入法的范畴来理解，那么它是符合法的要素的，不过它不是由国家公权力制定或执行，而是依靠自律、互律，依靠社会力量来保证实施的，这就属于软法的范围，软法的概念从这里就引申出来了。

《行政诉讼法》的颁布实施与中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，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，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柔性治理有其优势，面对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，要讲道理，多协商，多做工作，争取对方能配合实施，事情圆满解决，既不动用国家公权力，减少执法成本，又能有效缓解对立冲突，防止矛盾激化。

有些高校还成立了软法研究中心。这个工作是在最高法院支持下进行的，当时，最高人民法院有个高级法官培训中心，主任是祝铭山，我任副主任。当时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搜索到的国内大概有8 篇文章，但其中有6 篇是介绍，还有2 篇是提出疑问的，质疑软法到底存不存在，没有人正面研究软法。这些基地开展得不错，比如南开大学在每年《人权蓝皮书》的编写中都做了很多工作。

师生一道按共同商定的体系，逐章讨论，分别执笔，注意总结司法审查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。这本书的内容有很多现在看来还是有价值的，我昨天和几个博士生聊天，他们都已经毕业了，他们都研究过软法的，觉得软法应该再做一点研究再写一些文章。所以你还得鼓励它，要有所作为，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力。保障各项人权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，中国人权保障实现了法制化。

比如说，因为行政诉讼中大部分案件是告县政府的，在县级法院来审理就有可能存在地方保护，于是有些学者就说希望借这次《行政诉讼法》的修改，把审级往上提一级，您觉得实际上具备可行性吗？ 罗豪才：有人说《行政诉讼法》的颁布实施，是中国法治建设的起点。近年来，我国在民生领域立法方面取得的成果尤为突出，据统计，近十年来，中国制定和修改的涉及社会劳动、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安全领域的民生立法26 部，占这一时期全部制定和修改法律的21.3%。

从哲学角度来看，人权与主权是一对矛盾，对立只是一个方面，并不是全部。如果是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，并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，那么这些规范就叫硬法。

西方受其历史哲学传统的影响，注重某一项具体人权的精细化分析和精致构造，所以很关注个案问题，而东方哲学是一种整体哲学，更关注整体性和一般性。全国人大有很多成文或不成文的内部规定，政协的行为规范有的是以文件形式，有些是以惯例形式体现出来，像政协与人大每年基本上同一时期召开会议、政协委员列席人大会议的做法等，这些都属于软法研究的范围。结合这次修改来讲，我觉得，现在行政诉讼最大的问题是立案难，主要原因来自行政机关，但也有法院自身原因。典型性案件应当关注，但更多的还应是研究普遍性的趋势问题。当然，公民权利也有边界，公民也不能乱告，诉讼也得遵守一定的程序。应该说我们对人权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，我自己对人权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。

《中法评》：您觉得我国人权事业的进步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？ 罗豪才：我当选为人权研究会会长的时候，当时就有记者问我，你准备怎么当好会长？我说，人权研究会的任务是很艰巨的，首先要做的是人权方面的教育。国家的公权力进不来，国家行政部门不能来干预、来发号施令，不属于其职权范围。

罗豪才：我们要把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结合起来，应该说是更完善了。在西方早期，普通法系中控权论是很突出的，如英美。

罗豪才：行政法平衡理论也是在实践过程中总结、讨论形成的。但是，它是不是一种规则？是不是一种规范？这种规范在社会上是不是存在？和人们的行为是不是关联很密切？国家是不是认可和支持？这些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，我们应当从传统的法的概念中解放出来，软法也是法，所以我们研究软法并不是离开法学的范畴。

有些人讲到人权，总要把人权与主权对立起来，这可能是不全面的。我们的观念，自改革开放以来，民主意识是在增强，但是还远远不够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行政主体不习惯和老百姓一起平等做事，不习惯民主工作方式。我认为，在当前的环境背景下，更多地应强调个人权利与公权力的互动合作，这样才可以扩大公共利益，实现共赢。我们中国人权研究会也充分发挥在全国人权研究中的指导、引领和交流平台作用，不断完善机制，推动理论联系实际，积极服务实践、服务社会。

对公民方面重点是激励，但是也有制约。学术上有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的，学术需要争鸣，只有这样才能进步、才能发展。

作为中国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创始人，请您谈谈平衡理论的提出过程。自从我担任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以来，东西南北中，走了不少地方。

但是，我认为，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它是一对矛盾，这对矛盾你可以从不同角度看。这种方式有一定不完整性和局限性，有必要加以突破。

后来我们把一批法官召集到高法班这个培训班来，也是为了培育一支行政审判队伍。《中法评》：还有观点认为，如果行政诉讼不提级管辖，就采用异地或是集中管辖，即指定一个城市负责某一片行政区域的案件审理。《中法评》：如果说软法亦法，那是不是就把这些文件的地位提高了呢？ 罗豪才：我想不是提高的问题，应该是认可问题、理解问题，要正视这种社会范畴。今年根据计划可能还要再建立三到五家，这不仅仅是说给它挂一个牌，主要还是国家给予支持，开展多种形式的人权教育。

因为我们国家过去是不太重视人权的，现在从上到下，到我自己，都需要进行人权的教育。当时我们软法出来以后，社科院法学所有一位同事见到我就开玩笑说，你们搞颠覆啊，我说颠覆什么？他说你们把法的概念都颠覆了，我说，不是颠覆，而是对法的概念进行补充、修正，不这样做没办法扩展，新的思路起不来。

现在是要重新界定或者说扩展法的外延吗？表明还有一种不借助国家强制力，但会对公民或组织产生实际影响的法吗？ 罗豪才：因为过去在法学教材中，我们看到的法的概念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的观点，苏联的观点最早是大陆法系德国人的观点，法就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，是国家意志的体现，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。我回答他们说，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和民意，现在废除死刑并不太现实，事实上现在有些国家，如美国、日本也都还保留了死刑制度。

当然，现在情况比过去好多了，但是问题仍有不少。因为我们一些政府部门、管理部门行为偏好简单化，喜欢动用警察、无节制动用公权力，特别是在拆迁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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